你的事業下坡路,來的比你想象的早得多的頭圖

你的事業下坡路,來的比你想象的早得多

2019-12-12  |  神經現實 原創 收藏(35)  | 

1

“總還有人需要你的。”

話音來自一位坐我身后的老婆婆。這是洛杉磯到華盛頓的深夜航班,機艙昏暗寂靜。一個大概是她丈夫的男人喃喃答到,“我希望我已經死了”,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老婆婆說:“噢,別再說這話了。”

我無意偷聽,但實在忍不住。我一邊聽著,一邊以不懷好意的想象力腦補了老頭的形象。我想象這人一輩子勤勤懇懇,一輩子默默無聞,人生夢想未能實現,不是事業沒達到意想高度,就是沒敢闖蕩領另一番前途,或者沒把創業念頭付諸實踐。

當飛機降落,機艙亮起,我終于看清了那個已經活的涼掉的老頭。我驚了,我認出了他。他曾叱咤風云,今天依舊舉世聞名。哪怕他已經八十好幾,他多年前的勇氣、成就、和愛國心讓他依然像英雄一樣被愛戴。

當他走上我身后的機艙過道,各位乘客紛紛對他表示敬意。機長站在駕艙的門口,留住了他,“先生,我自小欽佩您。”這位年長者,盡管幾分鐘前顯然想死,此刻由于往日輝煌得到認可,而露出了驕傲笑容。

出于私心緣故,這個矛盾的場景在我心頭揮之不去。彼時是2015年夏天,我剛過了51歲生日。雖然沒有飛機上的那位鼎鼎大名,但我事業非常順利。我執掌一家華盛頓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它欣欣向榮。我寫了幾本書,賣的很好。人們來聽我演講,我的專欄刊登在《紐約時報》。

然而,我開始懷疑這般好景能否繼續。我工作時像個瘋子。但即使我每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時,某天我的事業也會減速直至停止。到了那時,又該如何?會否某天我將幽怨回望,然后希望自己已經死掉?有沒有什么我今天可以做的,讓我有機會在那樂曲終了之時,避免痛苦,甚至獲得幸福?

雖然這些問題比較個人,但我決定以社科研究的嚴謹態度嘗試解答。這感覺有點古怪,仿佛外科醫生開刀自取闌尾。但我還是一頭扎進了問題。過去的四年間,我一直在尋覓方法,以將“事業下坡”這個東西,從恐懼的根源轉變為進步之良機。

來看看我找到了些啥。

2

所謂“幸福研究”在過去二十年間蓬勃發展。對于人生各階段的幸福感,學界已經有了一些共識。在《幸福曲線:知天命帶來好生活》一書中,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兼《大西洋月刊》特約編輯喬納森·勞赫(Jonathan Rauch)回顧的有力證據表明,大多數成年人的幸福感在三四十歲間有所下降,從五十多歲起觸底回升。當然,這種趨勢并非板上釘釘。但此番軌跡與我的經歷非常吻合:盡管事業蒸蒸日上,但我四十幾五十出頭那會兒,并不是我這輩子特別快樂的時期。

那么從數據上看,五十歲以后又會如何?幾乎所有對幸福的研究都表明,在富裕國家,大多數人的滿足感在五十多歲時開始回升,一直到七十歲左右,之后則遇到岔路。七十歲以后,有些人的幸福感保持穩定之中;其他人則越來越幸福,一直到過世。也有人發覺自己的幸福感急劇下降,尤其是男性。事實上,75歲以上男性的抑郁和自殺的比率隨著年齡而增加。

航班上偶遇的那位大英雄似乎落在了最后那類。究竟是哪些因素影響了老人的快樂?已經有學者對這個年齡段做了研究。總結來說主要是一點,他們感覺自己無關緊要。2007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分析了逾千位老人的數據,研究結果發表在《老年學雜志》:那些很少或者從不“覺得自己有用”的老年人,相比那些經常“感到自己有用”的同齡人,前者患輕度癡呆的幾率接近后者的三倍,在追蹤調查進行中過世的幾率則超過三倍。

你或許以為,像航班上那位一樣功成名就天賦出眾的人們,會更少受到“無用感”的影響。畢竟,成就帶來幸福,這點是學界共識。既然今天的成就能帶來幸福,那么昔日成功的美好回憶又為何不能呢?

大概還就是不能。盡管相關文獻并不充分,但早年的天資與成就似乎并不意味著后半生一帆風順、遠離苦痛。德克薩斯大學兩位心理學家發表過一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被試是數百名老人,他們年輕時被認定天賦異稟,且參與到了一項關于智力天賦的學術研究,文章得出結論:那些首次參與研究時年齡越小的“神童”,80歲時的心理健康狀態越負面。

這篇文章或許只是說明了兩個別的論點:要符合別人的高期待是很難的;告訴你的孩子她是天才,不是好家長應做的。文章假設那些被認定是天才的兒童在自我評估中會更關注智力方面。這導致了對成功不切實際的期待。同時,生活中那些有助于追求成功和獲得認可的其他因素,被他們忽略了。

而事實上,大量證據指出高成就者的能力衰退能造成極大心理傷害。比如職業運動員,在職業生涯中止之后,他們中有許多人陷入苦痛掙扎。悲劇例子太多,有的人陷入抑郁,有的用藥上癮,甚至自我了結。退役后遭遇至少暫時的低幸福感,幾乎是常態。2003年發表在《應用體育心理期刊》上的文章考察了前奧運選手的生活滿意度,發現他們中很多人都會在初次遠離競賽的當口,陷入自控力枯竭的狀態。

我最近采訪了奧運體操金牌獲得者多米尼克·道斯(Dominique Dawes),問她告別最高級別的競技和勝利、回歸正常生活是何感覺。她告訴我她很開心,但調整并不容易,而且還沒調整完,盡管他最后一次奪得奧運獎牌已經是2000年的事情了。“我的自我中屬于奧運選手的那部分會毀了我的婚姻,讓孩子缺少母親”,她對我吐露,因為這份事業要求極度硬朗和超級多進取心。“像每天參加奧運那樣過日子,只會讓身邊人過得悲催。”

—Dominique Dawes

一個人退出事業、被人遺忘時的痛苦,與他事業上掙得的聲譽直接相關,與他對這份聲望的依戀也相關。”

為什么曾經的賽場精英會遭遇如此困境?雖然還沒有得到任何研究證明,但我強烈懷疑一個原因是他們對自身非凡能力的記憶。如果這些回憶能成為一個人自我價值的來源,那么對有的運動員來說,它可能會同退役后不那么牛逼的生活形成苦澀的對比。“依靠成功獲得快樂者,便得不到快樂,”前一級方程式賽車手亞歷克斯·里貝羅(Alex Dias Ribeiro)如此寫道。“對于這些人來說,大獲成功的職業生涯中止之際,便是旅途終結之時。他的命運注定他走上以下兩條路之一:要么在苦楚中耗盡生命,要么在其他事業里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功,至死方休。對于他們而言,獲得過成功后,就不會有生活。”

我把我的發現命名為“飛高跌痛定律”(Principle of Psychoprofessional Gravitation):一個人退出事業、被人遺忘時的痛苦,與他事業上掙得的聲譽直接相關,與他對這份聲望的依戀也相關。職場成功會帶來種種問題,不過似乎人們對這種問題求之不得,富貴病三個字看起來也不像病。然而如果你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并且為此付出甚多,那么當不可避免的跌落來到時,你會跌得更痛。飛機上的老先生便是這樣。或許未來的你也一樣。我自己如果不努力干預,想必也逃不掉。

“飛高跌痛定律”可以幫你理解許多做出歷史性貢獻,而末了卻似乎陷入失敗的案例。比如查爾斯·達爾文,他在1831年登上“獵兔犬“號上開始五年環球航行時,還是個22歲小伙。27歲時他回到故土,發表了植物學和動物學方面的發現,提出了早期的進化理論,名震全歐。接下來的30年里,達爾文坐在科學家名人堂的上座,發展著他的理論,并以書籍和論文出版,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1859年的《物種起源》。達爾文有足夠理由感到自豪。

可達爾文五十多歲之后開始原地踏步,他的研究遇到了障礙。與此同時,奧地利僧侶孟德爾發現了基因遺傳理論,這是達爾文拓展其工作所需要的。不幸的是,孟德爾的作品發表在一本不知名的學術期刊上,達爾文從未讀過,就算讀了,達爾文也沒有足夠的數學能力來理解它。從那以后,達爾文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在郁郁寡歡的晚年,他寫信給一位密友:“到了我這個年紀,已經沒有心氣和力量開啟任何耗時多年的鉆研,而這是我唯一享受的事情。”

如果泉下有知,達爾文會驚喜發現,1882年去世后,他的名氣越來越大。然而,從他衰老的雙眼所看到的,是世界已經路過了他,他變得無關緊要。那天晚上在飛機上坐我身后的,可能就是一位達爾文。

3

或許那也是年輕時的我,我的事業下坡來得很早。

孩提時代的我只有一個目標:成為世上最偉大的法國號樂手。我像奴隸似的工作,每天長時間練習,向最好的老師請教,并在我能找到的任何樂團演出中演奏。我臥室的墻上貼著偉大號手的照片,以激勵自己。有一段時間,我認為我可能夢想成真。19歲時我離開大學,進入一個巡游演出的室內樂團做專職演奏。我的計劃是在古典樂圈不斷提高級別,在未來幾年內加入頂級交響樂團,或者甚至成為獨奏家——古典樂手的最頂峰。

但在我二十出頭那會兒,怪事發生了:我開始退步。直到今天,我還不明白各中原因。我的技術開始受到影響,我沒法解釋,也找不到辦法解決,我拜訪了名師,加強練習,但無法找回原來的水準。本來容易的曲目變難了,本來難的作品根本沒法吹了。

我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時,遭遇了我那短暫又顛簸的音樂生涯中至暗時刻,那時我22歲。當我簡短講述我即將演奏的曲目時,我走上前卻失足跌倒,從舞臺摔進觀眾席。從音樂會回家的路上,我幽怨地思忖著,覺得這必定是上帝發來訊息。

但是我跌跌撞撞又繼續走了九年。我在巴塞羅那城市交響樂團找了個位置,在那里我增加了練習,但我的演奏仍逐漸滑坡。最后,我在佛羅里達州一個小音樂學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希望能夠實現今天看是落空了的神奇轉變。意識到也許自己應該分散人生籌碼,我通過遠程學習回到大學,并在我30歲生日前夕獲得了學士學位。我繼續在晚上偷偷學習,一年后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最后我不得不承認失敗:我永遠沒法扭轉我那熄了火的音樂生涯。于是在31歲時我徹底放棄了音樂理想,轉而去攻讀公共政策的博士學位。

人們說生活總會繼續。算是吧。完成學業后,我成了大學教授,這是我喜歡的工作。但我仍然每天都對我熱愛的樂手生涯念念不忘。時至今日,我經常夢到自己站上舞臺,醒來時才記起我的童年夢想已成幻象。

在承認陷入滑坡時我還沒有老去,這是我的幸運,因為我可以重新規劃生活的航線。直到今天,這段太早的下坡路仍然刺痛著我,寫下這些詞句是那么難。我發誓,類似事情絕對不能重演。

4

昨日會否重現?對于部分職業而言,早衰不可避免。沒有人期望奧運選手60歲還能保持競爭力。但如果從事的是對體力沒有要求的職業,我們就會在潛意識里拒絕承認,那必將到來的下坡會發生于我們徹底老去之前。誠然,隨著年齡增長,我們筋骨肌肉可能松弛。但只要我們腦子還靈光,作為作家、律師、管理者或企業家,我們的工作質量理應直至退休都保持高水平,對吧?很多人都這么以為。我最近認識了一個人,他比我稍年長些,他告訴我他計劃“努力向前直到掉鏈子”。意思大概是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讓自己保持在業內數一數二的位置,最后一頭栽倒不省人事。

但他很可能無法如愿。數據結論很清楚,對于多數領域的大多數人,下坡開始的時間比幾乎所有人認為的都要早。

迪恩·西蒙頓(Dean Keith Simonton)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理學榮休教授,他對創造性職業之發展軌跡的研究稱得上頂尖。根據他的文章,在職業生涯前二十年,成功幾率和產出效率平均上是增長的。因此,如果你在30歲時開啟職業生涯,那么估計在50歲左右能進入到最好的工作狀態,而此后不久將遭遇下滑。

登頂和滑坡的具體時點,根據各領域的特質會有所不同。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戰略與企業家教授本杰明·瓊斯(Benjamin Jones)花費數年時間研究了人們在什么年紀最可能做出大發現和大發明。以下打油詩可以概括瓊斯的發現:歲數是把無情刀,物理學家無處逃。活著也像個死人,當那而立年來到。

誰人作此喪詩?保羅·狄拉克,1933年諾獎得主。

狄拉克言過其實了,但也差不太多,回顧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諾獎得主和大發明家,瓊斯發現非凡杰作往往成就于不到四十歲的時候。他指出,做出重要貢獻的幾率在二三十歲的年齡段增加,而在四五六十歲時下滑。有沒有違反規律的個案?當然有。但是概率上,在七十歲時搞出大新聞的可能性和二十歲時差不多,基本為零。

文壇也大致呈現如此趨勢。西蒙頓指出,詩人大概在四十出頭達到巔峰。小說家的全盛期則來得再晚一些。詩人兼小說家馬丁·奧提茲(Martin Hill Ortiz),收集了1960年至2015年間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的數據,他發現作者最可能在四五十歲時登上榜單頭名。盡管有個別小說家暮年還文思泉涌,為大眾津津樂道,但是奧提茲的研究表明七十歲以后寫出暢銷書的機會呈斷崖下跌。有些非虛構作者,尤其是歷史學家,他們的巔峰來得更晚,下文會談到。

雖然書店里有整書架整書架的“成功學”,卻沒有一排寫著“事業下坡管理”的類別。”

企業家的巔峰和下坡平均而言來得更早。在二十多歲時掙得大錢暴得大名之后,許多科技公司的企業家在三十歲前就遭遇到創造力的下坡。2014年《哈佛商業評論》刊登了一篇報道,獨角獸公司(風投估值達到十億美金的未上市公司)創始人年齡集中在20至34歲之間。隨后的學術研究表明,創業者集中的年齡段可能比那篇報道里說的稍晚,但的確絕大多數成功的初創公司,創始人年齡都低于五十歲。

—PayPal聯合創始人Peter Thiel

讀了上述研究,想必那些商界學界如日中天之人便有了擔憂的理由。但結論或許能推廣到更多職業,而不僅僅針對明星企業家。波士頓學院退休研究中心的學者們研究了更多工種,他們發現無論警察還是護士,各行各業的人們都會由于年齡導致職業滑坡而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另有研究指出職棒大聯盟里表現最好的本壘裁判編寫表現最差的,平均要年輕23歲,少18年的吹罰經驗。而表現最差的那些裁判,其平均年齡達到56.1歲。隨著年齡增長,空管人員業務能力的下滑甚為顯著,相關后果可能釀成大禍,以至于他們56歲就得強制退休。

一句話,要是你的工作要求腦子轉的快,分析能力好,也就是多數需要大學文聘的工作。那么你的事業下坡,要比你想象的來得更早。

抱歉。

5

如果事業下坡不但無可避免,并且往往來得早于我們大多數人的預期,我們何以應對?

雖然書店里有整書架整書架的“成功學”,書架被標題諸如《失落的致富經典》《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的書塞滿。卻沒有一排寫著“事業下坡管理”的類別。

但有人曾坦然面對自己的下坡。想想巴赫。1685年巴赫出生在德國中部一個杰出的音樂世家,作為一名音樂天才,他迅速脫穎而出。65歲時,他為彼時存世的所有樂器譜曲,發表了逾千首作品。

在他事業早期,巴赫是公認的天才管風琴手,擅長即興演奏。譜曲邀約源源不斷,皇室成員頻頻上門拜訪,年輕作曲家紛紛效仿他的風格。他享有真正的威望。

但這種狀態沒有持續太久——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事業被他自己的兒子,卡爾·菲利普·伊曼紐爾(Carl Philipp Emanuel),帶領的音樂風潮所取代;伊曼紐爾以C.P.E.的名字聞名后世。C.P.E.在巴赫 20個孩子中排行老五,和他父親一樣天才。他能玩轉巴洛克時期的音樂風格,但更為“古典”這一新的音樂風格所著迷,那時這種風格正席卷歐洲。隨著古典音樂取代了巴洛克時期的音樂,C.P.E.的聲望大幅提升,而他父親的音樂則成為了過去式。

Fl?tenkonzert Friedrichs des Gro?en in Sanssouci ("Frederick the Great's Flute Concert in Sanssouci"

Adolph von Menzel, 1852

巴赫很容易像達爾文那樣忿怨而終。但相反,他選擇調整人生航線,從一名創新者變為指導者。在他最后的十年里,他傾注大量時間撰寫《賦格的藝術》;這本書在當時并不出名也不暢銷,但他卻意在用這本書將巴洛克技巧教給他的孩子與學生,以及后世任何感興趣之人,盡管這在當時看來不可思議。作為一名老師和顧家的男人,他的晚年過得更寧靜。

巴赫和達爾文有何不同?他們都具有驚世之才并早早地揚名。他們都在死后獲得了永世的名聲。二人的不同則在于面對中年下坡時的應對方式。當達爾文作為創新者落后于人時,他陷入沮喪和憂郁;他的一生在可悲的沉寂中結束。而面對同樣窘境,巴赫成功地改造了自我,成為了一名偉大的老師。他離世時受人愛戴,人生充實,盡管沒有早先那樣出名,卻依舊受人尊敬。

這給你我都上了一課,年過半百的朋友尤其應該注意聽講。要學習巴赫,別學達爾文。

6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一個可能的答案來自英國心理學家雷蒙德·卡特爾(Raymond Cattell)的研究,他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引入了流體智力和晶體智力的概念。卡特爾將流體智力定義為推理、分析和解決新問題的能力,也就是我們通常認為的聰明不聰明。創新者通常具有豐富的流體智力。相對而言,這種智力在成年早期最高,并從三四十歲開始衰退。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科技創業者青年有為,為什么老年人更難創新的原因。

相比之下,晶體智力是運用已有知識的能力。擁有這種智力類似于擁有一個巨大的圖書館并知道如何使用。這是智慧的精髓。由于晶體智力依賴于知識的積累,哪怕到了四十多歲它依然會增長,直到很大歲數才會減少。

主要依靠流體智力的事業,從業之人的事業頂峰來臨較早,而更多依靠晶體智力的事業,其巔峰的出現則較晚。例如,迪安·西蒙頓發現,詩人,這一需要奔騰流水般創造力的事業,作品有一半都是在四十幾歲之前產生的。歷史學家則依賴于知識的積累沉淀,到60歲左右才能達到這個里程碑。

這里有個我們可以汲取的實踐教訓:不管你的領域需要什么樣的智力組合,你總是可以減少你事業中創新的權重,而將努力的重點放在那些隨著年齡增長保持穩定甚至不斷累加的優勢上。

比如有哪些優勢?巴赫的例子告訴我們,不同于專業能力整體的發展軌跡,教學能力是一個例外,它在人生中的衰退來的很晚。《高等教育雜志》上的一項研究表明,那些需要大量固定知識的學科,尤其是人文學科當中,最年長的教授往往得到學生最積極的評價。這或許可以解釋大學教授的職業壽命往往很長,其中四分之三的教授計劃在65歲后退休,一半以上計劃在70歲后退休,約15%在80歲后退休。(美國人的平均退休年齡是61歲。)在我剛當上教授那會,有次我問一位快七十的同事他是否考慮過退休。他笑著告訴我,比起豎著離開辦公室,他更可能橫著離開。

我需要的是一張讓我斷舍離的遺愿清單。我余生的所有新年目標都應該是拋開一些事情,卸下一些義務,并精簡人際關系。

我們的院長可能會對此苦笑——大學管理人員抱怨說,在職業生涯的最后幾十年里,終身教員的研究產出大幅下降。年長的教授占據了有限的預算,而這些預算本來可以用來雇傭年輕學者,做前沿的研究。但也許這其中暗藏機會:如果年長的教師能在將工作重心從研究轉移到教學的同時,保全在專業領域的聲望,年輕的教師就有更多研究機會。

我領導的智庫里有各年齡段的學者,上述新老搭配很符合我目睹的狀況。雖然也有不少例外,但最深刻的見解往往來自那些30多歲和40歲出頭的人。能夠融會貫通并清楚解釋復雜思想的優秀老師,則往往年紀六十好幾,其中一些都八十多歲了。

因為積累了智慧,年長者勝任良師之職,這似乎是普遍真理。不管從事什么行業,隨著年齡增長,我們能把精力花在分享有意義的知識上。

7

幾年前,我看到一幅漫畫,畫的是一個男人臨終前說:“我本該買更多垃圾的。”許多富人不懈工作以積累財富,坐擁的金錢遠遠超過他們能夠花費的,甚至遺產都不知道送給誰,我一直對此大為驚奇。有一天,我問一位富有的朋友為何如此。他解釋說,許多已經致富的人只知道用金錢來衡量自我價值,所以他們年復一年地停留在工作的倉鼠輪上。他們相信,在某個時刻,他們最終會賺到足夠多的錢來達到真正的成功和快樂,這樣他們就準備好去死了。

他們錯了,而且錯的很離譜。多數東方哲學家警示說,專注于獲得物質回報會導致物質依戀和虛榮,使人迷失其本質,從而破壞對幸福的追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不應該獲得更多,而應該斷舍離,以找到真正的自我,從而尋得寧靜。

未來某天,再寫一本書將不再增加我的生活滿意度,而僅僅是為了推遲擱筆之時的到來。說老實話,我生命的畫布上只是會再多加一筆,而旁人幾乎不會注意到,也不可能是什么點睛之筆。要固執堅持我的其他多數工作,也會是一樣的結果。

實際上我該做的是,與其把自己的生活看作一塊需要被填充的畫布,不如開始把它看作一塊大理石,我將削去它的邊角,并塑造出某種形狀。我需要的是一張讓我斷舍離的遺愿清單。我余生的所有新年目標都應該是拋開一些事情,卸下一些義務,并精簡人際關系,直到我能看清那最好的,也是最純粹的自我。

那么那個自我是……到底是誰?

去年,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深入到印度南部的鄉村,來到一個叫帕拉克卡德的小鎮,靠近喀拉拉邦和泰米爾納德邦的邊界。我在那里見到了古魯導師(guru)諾奇烏爾·文卡塔拉曼(Sri Nochur Venkataraman),他的弟子們稱他為阿查里亞,意為“導師”。阿查里亞為人安靜而謙遜,致力于幫助人們獲得啟蒙;他對于那些熱衷尋找新的創業點子的西方技術迷,或是試圖逃避自己成長環境中宗教傳統的職業倦怠者沒有興趣。他很滿意我不是上述兩類人,于是同意和我談談。

我和他訴說了我的難題:許多功成名就之人隨著年齡增長而遭受痛苦,因為多年辛苦獲得的能力離他們遠去。這種痛苦是否不可避免?是不是人間的所有驕傲都難逃此劫?是否存在某種方法避免痛苦,逃出生天?

阿查里亞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解釋了一則古印度教關于生命階段的教義“住期之法”(ashramas)*。第一個住期是梵行期(Brahmacharya),這是少年與青年人致力于學習的時期。第二個是家居期(Grihastha),一個人建立事業、積累財富和創建家庭之時。在這第二階段,哲學家們發現了生活中一大常見的陷阱:人們對金錢、權力、性和名望等塵世的報酬產生了依戀,因此試圖終其一生留在這一住期。

*譯者注:Asharamas在日文中被翻譯為學生期,家住期,林住期,游行期;中文尚未有統一標準,常見為梵行期、家居期、林棲期、遁世期。

這些世俗誘惑的解藥是林棲期 (Vanaprastha),四個住期中的第三個,它的名字來自梵語詞匯,意思是“退休”和“進入森林”。這個階段通常從50歲左右開始,這時,我們有意減少對職業抱負的關注,轉而愈發專注于靈性、奉獻與智慧。這并不意味著你得在50歲時停止工作,只是你的人生目標應該做出調整。

在林棲期,我們為之后的遁世期(Sannyasa)進行學習和修煉,遁世期是人生最后一個階段。這段時期應該一心一意去孕育啟蒙果實。過去,一些男性印度教信徒會在晚年離開家庭,以神圣的誓言宣誓在主人的腳下度過余生,投入祈禱與學習。即使75歲獨坐于洞穴并不是你的志向,但是有一點事實依舊清楚: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應該抵制俗世成功誘惑,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我把飛機上那個人的故事告訴了阿查里亞。他仔細地聽著,想了一會兒。“他沒能離開家居期,”他告訴我,“他沉迷于世界的回報。”他解釋說,這個男人的自我價值可能仍然扎根于他事業成就的陳年記憶中,他的自我認同衍生于失去已久的技能。今天的任何榮耀都只是過去榮耀的影子。與此同時,他完全忽略了林棲期的精神發展,于是今天正錯過了遁世期的幸福。

這里有一則訊息傳達給我們這些逃不了“飛高跌痛定律”的人。假設你是一個強硬的A型性格律師、執行官、企業家,或者(當然啦,假設)一個智囊團的主席。從成年早期到中年,在事業上,你狠踩油門。依靠機靈勁,也就是流體智力,你尋求、獲得并深深依戀成功帶來的物質回報。但是印度哲學的智慧——實際上也是許多哲學傳統的智慧——建議你應該早早割舍這些物質獎賞,在你以為自己準備好之前。即使你正處于你的事業頂峰,你可能也需要縮減你的職業抱負,以便提升你的精神境界。

8

當《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談到“簡歷美德”(résumé virtues)和“悼詞美德”(eulogy virtues)之間的區別時,他實際上是把這些住期放到了實用的語境中。簡歷中的美德是職業導向的,通向世俗成功。這種美德需要與他人比較。悼詞美德則有關道德和精神,不需要比較。你的悼詞美德正是你希望人們在你的葬禮上談論的。你希望人們說你善良而深刻,而非此人青年有為成功當上了高級副總裁,擁有各大航司鉑金會員。

你沒機會耳聞這些悼詞,但布魯克斯想傳達的意思是,為了讓生活盡可能充實,得去追求對我們最有意義的那些美德,尤其是當我們步入中年之后。

我懷疑我自己對事業下坡路的恐懼源于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雖然并非是潛意識里的,卻促使我否認在任何“簡歷美德”方面的退步,仿佛死亡永遠不會降臨到我身上。這種否認是有危害的,因為它使我忽視悼詞美德,那給我帶來最大快樂的美德。

職業成功人士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試圖無限期地停留在巔峰。

我怎樣才能克服這種傾向呢?在所有方法中佛陀最推薦尸體冥想(corpse meditation):泰國和斯里蘭卡的許多小乘佛教寺院展示了尸體腐爛各個階段的照片,供僧侶們沉思。“我們的身體也將如此,”學生們被教導要談論自己的身體,“這就是它的本質,這就是它的未來,這就是它不可避免的命運。”乍一看,這似乎有些病態。但這種邏輯建立在心理學原理的基礎上,且并非是東方思想獨有的。蒙田在16世紀寫道,“想要剝奪死亡這個對手的一大優勢,就要剝奪死亡的陌生感,就要讓我們常談死亡,常念死亡;請死亡做我們腦海中的常客。”

心理學家稱這種現象為脫敏(desensitization),即反復接觸某種令人排斥或可怕的東西,使其看起來普通、平淡而不可怕。對于死亡來說,這是有效的。2017年,美國幾所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招募了一些志愿者,讓他們想象自己身患絕癥或等待執行死刑的情景,然后將他們想象中的感受或者即將“臨終”的話語寫在博客上。之后,研究人員將志愿者的感受與那些真正臨終或面臨死刑的人的絕筆和遺言進行比較。《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上發表了該研究,結果令人震驚:那些僅僅想象了自己即將死亡的人,其言語的負面程度是那些真正臨死者的三倍,這與直覺不符。當死亡僅存在于理論可能,距離尚且遙遠之時,比當它真實具體地逼近時來得更可怕。

不應該盲目追求世俗的成功來避免對死亡的思考,要去主動沉思我們的死亡,這樣死亡才真實存在,這樣一來,大多數人會發現死亡也沒有那么可怕。擁抱死亡讓我們意識到萬物只有一瞬,督促我們將生命的每一天都過得更有意義。“死亡能摧毀一個人,”E·M·福斯特寫道,但“人終有一死這一觀念拯救了他。”

9

下坡路不可避免,并且往往來得早于我們大多數人的預期。但是痛苦并非不可避免。我們的能力將自然地衰弱,接受這一點為人的精神超越(transcendence)提供了可能,因為這使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更高的精神和生活更高的方面。

但這種轉變需要的不僅僅是陳詞濫調。為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路線圖,以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得到指導,我開始了我的研究。最終得到的是四個具體的人生信條。

跳崖

職業成功人士最大的錯誤就是試圖無限期地保持巔峰成就,試圖依賴于那種在生命早期就開始衰退的流體智力。這是不可能的。關鍵是享受當下取得的成就,并且敢于告別這些成就,雖然你未必能完全準備好,但這樣你的告別方式就能反映自身自愿,而不是被迫為之。

所以,我已經辭去了美國企業研究所所長的職務,正好在這篇文章發表之日前后生效。雖然我沒有發現我的工作表現出瑕疵,但這只是時間問題。同許多高管職位一樣,這項工作嚴重依賴于流體智力。同時,我也想從耗神的工作責任中解脫出來,從而有更多時間用于精神追求。這么做其實也不完全為了我自己。我見過許多機構因領導貪戀位置而境況不佳,我不希望我熱愛的智庫也落此下場。

離開你所愛的東西會讓你感覺像是你的一部分正在死去。藏傳佛教中有一個概念叫做中陰身(bardo),一種介于死亡和重生之間的存在狀態——正如一位著名的佛教老師所說,“這種狀態就如你正走向懸崖邊緣"。這份事業曾定義了我是一個怎么樣的人,而如今我要放開它。

我非常幸運,能有選擇和出路去結束一份工作。許多人承擔不起這樣做的代價。但其實你并不一定要辭職;重要的是,即使你繼續工作并拓展事業,也要努力逐步脫離最明顯的世俗報酬——權力、名譽、地位與金錢。真正的訣竅是步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林棲期,以進行學習和訓練,為人生最后階段的圓滿做好準備。

服務

時間是有限的,職業抱負會擠走最終更重要的東西。從簡歷美德到悼詞美德,就是從以自我為中心的行事轉向以他人為中心的活動。這對我來說并不容易,我天生任性。但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迎合自私的代價極高——而現在我每天都在努力與這種傾向作斗爭。

幸運的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為他人服務可以更好地發揮我們的優勢。記住,如果你在事業上扮演老師角色,致力培養晚輩,那么你的事業下坡會來得更晚。受此啟發,我正在步入職業生涯下一個階段,此時我可以全身心地致力于分享想法,提攜后輩,主要通過在大學教書來達成。我希望前路仍將碩果累累。

信仰

對宗教和精神傳統我已談了很多,我也強調了過度寄托于事業成功可能是一個陷阱,讀者可能會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認為我是在把信仰和工作的世界分開,并建議把重點放在信仰上。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確強烈建議每個人對精神自我進行探索——我自己計劃把余生的大部分奉獻給我自己的信仰,羅馬天主教。但這并非與工作不相容;相反,如果我們能夠將自己從世俗牽絆中分離,將我們的努力轉向對他人的教導和滋養,工作本身就可以成為一種超驗的追求。

“所有音樂的目的和最終目的不為什么,”巴赫曾經說過,“只是為了上帝的榮耀和靈魂的新生。”無論你的形而上學信念是什么,洗滌靈魂可以成為你工作的目標,就像巴赫的作品一樣。

巴赫在每部手稿的結尾都寫下了Soli Deo gloria——“光榮屬于上帝。”然而,他沒能在他最后一部手稿《賦格的藝術 14》上寫下這些話,這部手稿中途戛然而止。他的兒子C.P.E在樂譜上加了這樣一句話:“ber dieser Fuge... ist der Verfasser gestorben.”(“賦格行進至此……作曲家死了。”)直至巴赫咽下最后一口氣,他的祈禱一直融入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巴赫此種狀態是我的志向。

聯結

我已經花了好些筆墨談論了工作能力衰落如何影響了我自身的幸福感。但大量研究指出,不單單在晚年,而在一生中各個階段,幸福都與一個人的身體健康與交友廣泛直接相關。降低工作的優先級越早越好,這樣才能為更深層次的人際關系騰出空間,還可以為職業衰退帶來的焦慮提供防御。

把時間更多留給親友而非工作,并不妨礙你永攀新高。如果我已經同家人和朋友建立了愛的紐帶,我自己的枯萎便被別人的勃勃生機所拯救。這便是接受下坡路,甚至享受它的秘訣。

翻譯:陳小樹,漢那 審校:有耳 編輯:EON

作者:Arthur C. Brooks


特別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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