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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說誰還不啃個老呢?

2019-06-21  |  非凡油條 收藏(22)  | 

一樁日本特色的兇殺案

最近日本發生的一起惡性案件把這個國家并不算顯眼的一群人再次暴露在公眾面前。

6月1日,一名44歲的無業人員熊澤英一郎在家中被人用菜刀刺死,令人驚訝的是,殺死他的正是他76歲的父親、曾擔任過日本農林水產省事務次官的熊澤英昭。

據調查,熊澤英一郎常年沒有工作也沒有女友,多年來閉門不出,過去十年在外獨自居住,直到案發前的今年5月25日才搬回家與父母居住在一起。

這種無工作、無伴侶、常年在家閉門不出的人群,在日本有一個共同的稱謂,叫做“繭居族”,即“ひきこもり”或者“引き籠もり”(羅馬字:Hikikomori),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就是,“退隱、抽離”(引き)和“隱蔽、社會退縮”(籠もる)。

他們身體健康,沒有任何精神疾病,只是拒絕溝通和參與社會。典型特征是消極避世、對自己缺乏自信、找不到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逃避復雜的人際關系,甚至與家人都保持距離。

如果在中國,一個年輕人不工作、不社交、每天宅在家里打游戲,那家長會是什么反應?可能家長對女兒還會寬容一點,畢竟在上一輩人的意識里,哪怕女兒不工作也能嫁得出去,總歸還是有出路的。但是男孩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寬容了,是有可能一直在家里養著,但也有可能被扭送到楊永信處治療網癮。

日本沒有楊永信,但是日本人對“繭居族”內心里也并不是那么寬容的。日本有一種無形的社會壓力是“合群”,如果你的行為過于出格,可能會面臨更多的社會壓力。

而且這一群體也往往容易被和惡性暴力事件聯系在一起。比如上世紀末爆出的兩個“繭居族”惡性案件,1999年12月21日,一名21歲蟄居男子將京都市日野小學的一名小學生殺害;1990年11月,一名有蟄居經歷的男子將住在新澙縣三條市內的小學女生帶到家里非法監禁,直到9年后才被發現,成為了肥宅污名化的典型案例。

而犯罪嫌疑人熊澤英昭也供述,他蟄居在家的兒子熊澤英一郎在案發當天嫌棄附近小學的運動會聲音吵鬧,叫嚷道“真吵,我要殺了這些家伙”。熊澤英昭擔心熊澤英一郎真的打算傷害附近小學的小學生,就先下手將兒子殺死——頗有日本人“不給別人添麻煩”的風格。

這個兇殺案是很有日本有特色的悲劇,不為社會容納的兒子已經以啃老為生多年,在老齡化日益嚴重的日本,就連繭居族也啃成了中年人,父母更是白發蒼蒼行將就木。多年的蟄居生活讓兒子融入社會困難,甚至也具有暴力傾向,在外人看來會是一大安全隱患,就連其父親也是這么想的。在日本“不給人添麻煩”的氛圍之下,老父親親手結束了兒子的生命。

而且,對于日本這個國家來說,“繭居族”可不只是字面意義上閉門不出生活的一群人那么簡單了。

不去想逼急了也做不出來的數學題、996或者 007的加班、以及總是要求字體五彩斑斕黑的甲方,宅在家里吹著空調看著動漫打打游戲,似乎是很多人理想中放松的周末。

可是如果這種狀態以月甚至年為計,年輕人拒絕走出家門,不上學,不工作,回避正常的社交,一直躲在安逸窄小的空間中,在日本就會發展成為比較頭疼的社會問題了。而且更令日本頭痛的是,“繭居族”數量已經達到了近百萬。

逃避雖然可恥,但好像還挺有用

從上面舉的“繭居族”在上個世紀末的暴力案件可以看出,“繭居族”在日本由來已久。在二三十歲人生本應最精彩的時候,繭居族卻選擇自我封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日本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平均增速高達10%。股市率先發力,房地產業緊隨其上,逐漸興起了投機熱潮,宣揚著“土地不會貶值”、“股票不會貶值”的觀點,地價一路走高。1989年,日本泡沫經濟達到最高峰。90年代初,泡沫碎掉了,經濟大倒退后進入平成蕭條期。

俗話說“昭和男兒,平成廢物,令和萌男”,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之后,經濟低迷導致的就業環境惡化成為蟄居現象突增的催化劑。

除了經濟大環境的影響,日本社會文化中對男性要求也很嚴格,出人頭地,養家糊口都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和壓力。可矛盾的是,正因為這種社會文化,父親身份常年在外工作打拼,導致日本的父權角色在家庭中缺失,孩子對母親充滿依賴,性格養成上就會多一些柔弱和任性,加上成長過程中社會的重壓,遇到挫折時會更偏向于逃避。

另外,填鴨式教育、重視學歷、升學主義也是壓在繭居族身上的大山。典型的應試教育只會強調升學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身心健康的全面發展。在激烈的、高淘汰率的競爭中面對考試的焦慮已經很艱難了,還不免想到如此努力了可能還是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畢竟經濟已經這么不景氣了,實在是挫敗感上頭。學習好點的孩子們對自己要求格外嚴格,不小心就鉆了牛角尖。

其實也很好理解,一旦順風順水慣了,當自己不再“完美“的時候,會下意識想要逃避,不想上學,離群索居。資質平平的孩子們就更慘了,夾在學校和社會中間的雙重壓力本來就覺得自己挺沒用的,要是再加上校園暴力日子就更沒法過了,甚至會發展成為病理性的抗拒上學,一到學校門口就渾身難受冒冷汗,頭疼肚子疼。這種學校恐懼癥導致了他們在未成年時期就開始抗拒一切群體活動,可能在決定不想上學的那天開始,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家。

以上種種原因疊加起來,繭居族發現重壓之下逃避雖然可恥,但好像還挺有用的。

上世紀末,“繭居族”造成的惡性暴力案件見諸媒體,這一群體也受到了更多的關注。2003年,厚生勞動省資助的一項調查顯示:全國 20-40 歲年輕人中處于蟄居狀態的約有50-100萬人,蟄居者家庭至少有 71萬戶。

可見本世紀初,“繭居族”在日本就是一個相當大的群體了。

部長級別官員都兜不住的兒子

日本這種傳統的學歷社會,社會地位很大程度上由畢業院校決定。背負了過高期待的孩子們,上學不開心,畢業找不到工作,不斷的失敗就會讓人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從而選擇繭居。可是這種繭居生活又偏離了“高分數-名校-大企業“這種社會主流的生活軌跡,繭居者會更加抗拒與外界的溝通和交流。

越逃避就越遠離社會,自我封閉的時間越長,積重難返,高齡化也越加明顯了。

繭居者高喊著:“讓壓力見鬼去吧,我不喜歡它,我就是失敗,這(蟄居)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問題是他們不堪壓力放棄了拼搏,生活壓力卻是守恒的,必定會有人替他們負重前行。這就是日本出了名的“8050問題“,意為80歲的父母們還在供養著50歲的家里蹲孩子。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10年的調查,在15-39歲的年齡區間,選擇繭居在家,只有興趣時才偶爾外出或者根本不外出的持續超過半年以上,已經達到了69.6萬人。而這個可怕的數據在5年之后繼續增長,據官方估計已經超過了百萬,40歲以上的“高齡家里蹲”屢見不鮮,且男性占比超過五分之三。

需要關注的還有“繭居族”的心理問題:長期與社會脫節,讓他們的心理健康更容易受到影響。不與外人接觸,也沒有什么成就感來源,孤僻、喪失自信、粗暴的性格很容易養成。

就以被殺害的熊澤英一郎為例,他死前的五月份僅僅信用卡開銷就超過3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萬元),還在網上炫耀“比你們父母拼命賺的錢還多哦”。

當然,花點錢打游戲頂多也就是啃老,可怕的是他對自己啃老的來源也并沒有什么感激之心。2014年熊澤英一郎發了一條推特:“既然擅自把我生下來,就應該負責到我死前最后一秒。”

在推特上,他還表露出很強的暴力傾向。長期不出門的他也沒辦法欺負稍微強壯的人,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他對父母產生暴力情緒。“如果能得到殺人許可證,第一個要殺的就是愚蠢的母親”,“所以我到現在都記得初中二年級時第一次打倒愚母的快感”這種言論在他推特上屢見不鮮。據熊澤英昭稱,兒子搬回家第二天就毆打了他,所以他在兒子表露出要傷害小學生的意思之后就親手殺害了他。

當然,誅心一點來看,養出這種兒子,這位父親責任也很大。可能他就是年輕時忙于工作疏于照管兒子,也可能他自身也有暴力傾向,所以采用了暴力手段徹底解決了兒子帶給他的問題。

不過這件事本質上還是個家庭悲劇,攤上個繭居族兒子,又具備暴力傾向,這位前部長級別官員在日本既沒有楊永信可以把兒子送去(當然,楊永信那套方案也不能解決問題),也沒辦法以權謀私給兒子搞個崗位(兒子也未必愿意去),自己也都兜不住啊。

這屆年輕人越來越不行?

高齡化、低欲望的繭居族們難以自立,消極避世,而隨著供養他們的雙親逐漸老去,如何生存成了很大的問題。八十多歲的老人家還在想盡辦法做一些兼職,給自己足不出戶幾十年的中年孩子留下積蓄和不動產維生,想來也是覺得十分心酸。

社會隱形人不僅給自己的家庭帶來了沉重負擔,對少子化問題加劇的日本社會來說,繭居的中青年不斷增多,無端喪失的百萬勞動力和不育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如今就在試圖解決日本的老齡化問題,而動員繭居族走出家門是這個計劃的重要一部分,他想要這些消失的人重新為社會做出貢獻,還能夠降低社會福利支出。畢竟如果把領取福利度日的人變成納稅人,其一生能為國家創造7800萬日元(相當于498萬元人民幣)到9800萬日元(626萬元人民幣)的財富。

當然,安倍晉三本人沒有孩子,他這么做頗有點站著做事不腰疼。“安倍的勞工政策讓蟄居族備感壓力,”學派大學的朝倉景樹表示。“安倍希望他們成為有用的人,做出優秀的成績。為什么不能讓他們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呢?”

繭居問題是社會變遷、家庭文化、學校教育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導致的。在特殊的經濟發展環境下,競爭主義愈演愈烈,傳統觀念又難以改變,雖然采取了各種措施,但從日本繭居族人數依然居高不下來看,讓“消失的人口“重返社會是個艱難的任務。

寫到這里,我反倒對繭居族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共情。很難說繭居族代表了一代青年人的某種傾向,畢竟敵視現實、虛構遠方、東張西望、一無所長的人也不是社會主流。但是社交退化、啃老等現象確實在某些現代化程度很高的國家越發嚴重。

比如美國,1991年中54%的美國高中生表示他們已經有過至少一次性生活,2015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41%。從2000年左右起,孩子們就開始更不愿意開車,打工和約會。在英國,20-34歲的年輕人里,1996年只有270萬人與父母住在一起,2017年這一數字則漲到了340萬。狼性已經完全沒有了。

其實年輕人越來越依賴父母、越來越社交懶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互聯網科技的發展,也有社會壓力的加大的原因,尤其是經濟壓力,逼得很多年輕人不得不找父母抱團取暖。

說到這里我又想到了一年前樊綱的“六個錢包”論了。按他的說法,當時買房,別說榨干父母,就是榨干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動用“六個錢包”,也是值得的。

說到底,中國的年輕人終究還是要啃老,而且力度和風險怕是比日本的“繭居族”還大。我們還得拼了命工作,干出每年將近2400小時的工作時間,忍受著《中國人為什么加班這么多?》里面提到的那兩種糟糕的管理方式。

那些不必工作單純啃老的日本繭居族,我是該同情還是羨慕呢?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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